其实，这朵是红薯的花，而不是牵牛的。在冬日的烤红薯摊上看到红薯时，它们只是一块块的（我们熟悉的）根茎。虽然近年来红薯的叶子也被当作新型蔬菜得到了商业开发，但是把红薯和红薯苗俩对上号已经不是很容易的事了，更不用说花。

和牵牛花是“亲戚”

为啥这两种植物的花会这么像？因为在植物分类学上，它们的确有比较密切的亲缘关系。红薯和牵牛都具有典型的“漏斗状花冠”，都属于旋花科番薯族（Ipomoeeae）。分类学家早就发现这个族的600多个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花粉表面都有刺状突起，分子生物学研究则进一步确定了用这个特征界定番薯族的合理性。牵牛起源于美洲，通过某种尚未查明的方式（比如候鸟的偶然携带）跨越大西洋传到了非洲，再随着人类的迁徙陆续传入南亚、东亚。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，牵牛可能早在几千甚至几万年之前就传到中国了。

红薯：明代的新移民

红薯的原产地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和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河口之间，也就是墨西哥南部、中美洲和南美洲西北部。“地理大发现”之后，红薯被欧洲人带到东南亚，再从那里传入中国。在从新世界传入中国的作物中，红薯是最早被大规模利用的一种。农史学家已经基本考证清楚，红薯是在明代万历前期（16世纪末）传入中国东南沿海的。其中，有两条传入路径非常清晰，传入时间、地点和引种者一应俱全--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，广东人陈益从越南将红薯引种到东莞；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年），福建人陈振龙从菲律宾吕宋岛将红薯藤引种到福州。此外，也有广东人林怀兰从越南将红薯藤引种到广东吴川的说法，时间大致在万历年间，具体年份则不可考。

红薯传入东南沿海之后，因为不与传统谷物争地，产量又高，碰到荒年时马上就能显出优点，所以在明代末年就开始迅速传播，明末著名学者、农学家徐光启还亲自把它引种到上海地区。大概是为了彰显传入者的功绩，后人不断在红薯传入中国的原始记载上添油加醋，最后把陈益、陈振龙、林怀兰都塑造成了冒着杀头的风险不顾禁令从海外偷回红薯的英雄。

如今，东南沿海的浙江、福建、广东大多仍管这种作物叫“番薯”，它也被《中国植物志》采用为正名。当然，正如其他晚近传入的美洲作物一样，番薯在中国也有众多的地方别名，比如上海一带称为“山芋”，北京称为“白薯”，华北其他地区多叫“红薯”，东北称为“地瓜”，西南地区多叫“红苕”等。

如果你以为“番薯”名称冠以“番”字，就没有人认为它原产中国，那你就错了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1934-1937年间，福建学者吴增在泉州陆续写了近二百首歌咏番薯的七言绝句，总称为《番薯杂咏》，在其中大胆提出番薯本是中国的薯蓣、传到海外发生变异之后再传回国内的观点。作为一位不谙植物分类学的爱国诗人，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产生这样的想法，当然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1949年以后，在植物学家和严肃的考古学家纷纷指出番薯并非中国原产之后，仍然有个别人文学者通过文献考证认为番薯即中国古代记载的“甘薯”（实为薯蓣科植物），恐怕就只能认为过于标新立异了。

我国是世界红薯产量第一大国，每年生产的红薯产量高达1.2亿吨，占到全世界总产量的80%左右。

为什么红薯和马铃薯吃起来很像？

红薯吃的是贮藏根，土豆吃的块茎。至于吃起来很像，那都是因为淀粉含量高的缘故，其实，某些芋头的味道跟这两者也是很像的。土豆的淀粉含量为17%，红薯的淀粉含量为20%；蛋白质含量土豆为2%，红薯为1.6%；另外，这两者没有味道浓烈的次生代谢产物，不像香芋或者山药，所以这两者味道接近也就不值得奇怪了（当然，细品还是有差别的）。若论关系，还有点，就是它们是老乡，都是南美州出来的。当然了，红薯还是不错的，没有毒，从上到下都能吃。藤子的味道像空心菜，但是比较容易软烂，也比较容易出蒸煮味。而土豆就只能吃块茎了，上面那些东西不是人能消受的。